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采取行动对抗投资下降。但是这种行动对于欧盟来说,还远远不够而且为时已晚。
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大幅衰退,中国正在推出一个新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2012年的前4个月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经批准了868个新的投资项目。在本月,这种行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到5月21日为止,本月内已经批准了100多个项目。在消费方面也有刺激政策,比如,政府推出了对于购买节能产品给予补贴以及“旧车换现金”的计划。
目前还没有公布全部的刺激政策——在官方方面,中国总理温家宝只是承认了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新重点。它的规模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和中国在2008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价值5860亿美元的计划相同。现在正在推出的这项计划主要侧重于国家主导的投资和消费的激励机制,其价值可以达到数十亿或者数百亿美元。
为了评估它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把中国上一个刺激政策实施之后的那段时间与欧洲和美国同期的情况相比较。在200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美国上一个商业周期达到高峰,自此之后,在接下来的四年多中,中国的经济上涨了40%,而美国只上涨了1.0%,而欧盟则下降了1.5%,英国下降了4.3%。
至于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起到了作用而欧洲的经济政策则失败了,原因很明显。欧洲的经济衰退是由于投资的急剧下降。自从上一个商业周期高峰以来,经过通胀调整价格后'欧盟GDP下降了2820亿美元。然而,如果把在政府消费和贸易平衡上的积极变化同在消费开支上的温和下降相加,那么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160亿美元。整个欧盟的经济衰退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4240亿美元。美国也显示了相同的模式。
在中国,刺激政策的核心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针对基础设施和住房的投资计划。在截止到2010年的三年内,最后一年的完整数据是可以查看的,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1万亿美元,其中1.2万亿美元是增加的投资。因此,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对抗了投资下降。这些,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的GDP有所增长,也解释了为什么家庭收入有了急剧上升。
四年以来,欧洲一直拒绝面对真实的情况。四年之后,人们开始去面对在欧洲出现的核心问题。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最近写到“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有针对性的投资”。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开始想办法增加欧洲投资银行的资本,已经使其增加了130亿美元,这些资本可以用于启动泛欧基础设施建设“试点项目”。 尼克·克莱格在联盟的整个期间都陷入歧途,而在这段时间之后,即便是他,也模糊地表示了对于“大规模”增加政府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上投资的支持。
但欧盟与中国不同,它已经浪费了4年的时间——并且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太小,以至于无法扭转当前的局面。欧盟是一个价值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有人认为利用一个价值130亿美元的项目(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0.06%)就可以抵消欧盟投资上几千亿美元的下降,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除非欧洲效仿一个大型的中国式的方案,一种基于国家主导投资的方案,否则,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欧洲也很有可能要面临多年的经济停滞。
中国当然是依据邓小平和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了它的刺激政策。但是人们同样可以在凯恩斯框架下解释它——只不过不是凯恩斯在大学课本中教授的那些,而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讲的一些真正的理论。就是那个曾经写下这些话的凯恩斯,即:“我希望看到国家······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去直接组织投资”并且“我得出结论,对于当前投资的优先顺序的研究不应该心安理得的全全交给私人。”就是那个曾经说过这些话的凯恩斯,即:“因此我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全面的投资国有化将被证明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
华尔街日报最近偶然发现了事故的真相,它指出:“大多数经济体拥有两个杠杆来支持经济增长——财政和货币。而中国拥有第三个选项······加快投资项目的流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效果远远比欧盟或美国成功。这就是中国为大家上的一课,而英国和欧洲的那些政府以及那些反对失败的紧缩政策的人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