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善于“不良投资”已世人皆知，其消费习惯也极具欺骗性。

绝大多数商店的展橱都“趾高气昂”的陈列着在商店内部可购买到的商品。秀水街是北京的一个旅游购物中心，那里的商店则有所不同，他们会展示店里买不到的东西，包括普拉达，路易威登，巴宝莉等奢华品牌。这些布告是为了防止顾客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赝品。但并没能完全避免。可以这么说，仿冒品已冲出市场对其的围困，成为秀水街的“招牌”。一家商店的粉色的广州产“保罗.史密斯”牌Polo衫售价为150元，而正规代理商进价为1285元（200美元）。这样的折扣令消费者难以抗拒，更何况店主也不会让你一分钱不花的离开。

去年投资额已达GDP总量一半，为了降低这种依赖性，中国的经济学者和决策者都希望促进消费。如此大额的投资难以保证其明智性。因此经济学者担心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或“不良投资”会继续扩大。同时，中国的一些消费问题依旧难以解决。

仿冒品机器盛行。研究者曾在上海的一个购物中心进行试验，调查他们的购物习惯。在202名手调查者中，有3/4的人承认购买过仿冒品。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的Ian Phau 和 Min Teah完成了调查报告，标题为“穿（冒牌）普拉达的女王”。一些人购买奢侈品牌以表现自己，一些人则是盲目跟风，因为他们想和仰慕的人使用同样的品牌。香港理工大学的詹玲静和复返大学的何艳群表示“中国人更符合后者”。也有调查显示，那些追求低位的人更容易成为仿货的消费者。

一个普拉达包包不外乎两个特点：产品制作精良，商标显而易见。但是一些消费者看重的是牌子而不是质量。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格鲁斯曼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卡尔.沙普尔在1998年一份报告中所说，赝品可以使一些消费者不必购买高质量商品而“消费”品牌。这种现象对普拉达等知名品牌来说无疑是个那批人的问题，但对消费者来说则更像是“福音”。

造假者蜂拥去“复制”知名品牌，其真正所有者想尽办法以使真品区别于赝品。政府将其执法重心转移到更紧急的领域（包括清楚伪劣食品，假药假酒现象等）后，仿货大批涌入，凯洛格管理学院的钱乙（音译）在最近一份报告中对中国品牌鞋商对于这一现象的反应：许多制鞋商提高产品质量，进口意大利塑性机，采用鳄皮等更好质料作为对应方案，而这与普遍的想法是相悖的，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仿品打消人们的创新能力和投资欲望。但同时，商家也大幅提高了售价，且提价远高于增加的成本。因此，仿冒产品的消费者实际提高了买真品的顾客的话费。他们使得“品牌”失去了其专有性，或者可以说，让其更加昂贵。

然而，购买真品可以强加其自身的外部性。毕竟，“身份”是一种具有“地位性“的货物。想要位于社会地位的顶端，只靠占有”好东西“是不够的，因为你的东西必须好于每个人。一些人买昂贵的手表或跑车，想以此来爬上社会地位梯子的顶端，这会导致另一些人花费更多的钱来保持优势。他们在选购的时候往往会仔细的掂量他们这以大笔钱可以换来多少名声，但是绝不会去考虑其他人要想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需要花多少钱。这种“军备竞赛”可能导致中国过度消费奢侈品。中国消费者只占世界消费的6%，但贝恩咨询公司上月最新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他们如今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20%。

可怜的“女王”啊

这种无谓的“地位竞赛”不只出现在衣冠楚楚的精英之间。在中国农村，人们为家庭举办花销巨大的婚礼，葬礼或其它仪式，或者为别人购买昂贵的礼物，以此来巩固自己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康奈尔大学的陈曦和拉维坎柏，以及国际两市政策研究所的张晓波研究了中国南方省份贵州省山区18个贫困县村民的礼簿，他们发现最贫穷的家庭（指那些每日生活支出少于1美元的家庭）大约30%的花费支出于节日或礼物，这是印度贫困地区的两倍。要是哪个家庭有了“意外之财”，比如说补贴或征地补贴，他们支出的就更多了，这又加速了地位竞赛的步伐。奢侈购物，地方大亨互相攀比，这两个因素互相结合影响了中国人的投资，这成为经济学者的困扰。也许，如今的消费也没有多大改变。

参考来源

“穿（冒牌）普拉达女王：关于奢侈品牌仿品态度的前因后果的研究 作者：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 Ian Phau ， Min Teah

“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牌仿品的原因”作者 Keith Wilcox' Hyeong Min Kim and Sankar Sen

“国外的奢侈品牌仿品”作者Gene Grossman ， Carl Shapiro' 1988年

“仿品对真品消费者品牌关系的影响”作者 Suraj Commuri

 “针对仿品的品牌营销与策略” 作者 钱乙 2012

“中国农村礼钱升级的原因：同群效应，分担风险，地为寻求”作者 陈曦 拉维坎柏 张晓波 2011年12月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讨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