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表现在资源上，根源却在人身上。“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背后，是一些领导干部唯GDP马首是瞻，一些企业被经济利益蒙蔽了双眼，一些群众缺乏资源节约意识。
水资源紧缺，土地资源消耗过度，能源利用率低下……资源相对不足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然而环顾四周，工农业生产中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粗放式经营仍不在少数。有人说，我们现在的GDP，是盗窃未来得来的财富。如果按照这种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低产出的模式走下去，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也难以承受。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们一致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一个“绿色”转身！
把提高资源利用率作为突破点
“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被简化成了GDP增长；发展是硬道理，变成GDP增长就是硬道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都被GDP增长数字掩盖了。”全国政协常委李家杰的一席话，道出了很多人的担忧。
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创造了连续20年GDP增长双位数的“世界奇迹”，但资源消耗的数字也很可观。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谢克昌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在2010年创造的GDP占世界的9.5%，与日本相当，但消耗的能源却是日本的5倍；中国能源消耗总量超过了美国，但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37%。
问题表现在资源上，根源却在人身上。“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背后，是一些领导干部唯GDP马首是瞻，一些企业被经济利益蒙蔽了双眼，一些群众缺乏资源节约意识。有的常委认为，应当“用好政绩考核这根指挥棒”，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是终身追究。王富玉委员认为，应当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整治关停小火电、小水泥、小冶炼等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
“在资源紧张、环境恶化的形势下，应该大力推进再生资源利用，发展循环经济这种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发展模式。”全国政协常委李成玉如是说。他为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十一五”期间，我国共回收利用各种废旧物资9.67亿吨，价值近2万亿元，相当于节约矿产开采量65亿吨，节约标准煤近11亿吨，减少垃圾处理量约35亿吨。经验告诉我们，加强再生资源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极具战略意义。
李成玉提出，当务之急是要提升资源利用的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水平。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投资建设一批高起点、高标准和高水平的循环利用产业园区，打造行业上下游企业相互衔接、共生代谢、环境友好的产业链。
全国政协委员马德秀认为，破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紧缺的矛盾，关键在于科技。一方面，科技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如生物工程技术、膜分离技术等；另一方面，科技可以创新资源用途，变废为宝，如计算机使用的硅片可以从石头中得到，燃烧造成空气污染的秸秆可以成为饲料。
“在灵魂深处摆正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全国政协常委王天戈认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孰轻孰重在思想意识领域的错位现象还很严重，必须加强警示教育，提高全民对我国资源紧缺的危机感，纠正不当的资源消费观念。
节能减排要成为“铁门槛”
当前，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过度消耗，不仅造成资源紧缺，也导致我国碳排放总量居高不下。但按能源的生命周期来看，可再生能源在短期内还不太可能成为我国的主要能源。委员们认为，现阶段，加强节能减排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成为经济发展的“铁门槛”。
石化、冶金、建材、造纸等流程制造业是我国工业化中的产业主体，具有资源、能源密集的特点，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干勇曾对我国流程制造业做过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流程制造业的能耗占全国工业总能耗的52%—53%，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50%以上。
“究其原因，一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突出。产能过剩与下游有效需求放缓并存，产品同质化竞争；二是产业组织不合理、集中度低，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干勇说。他建议，国家要引导流程工业从原来的规模扩张转变到产品质量升级上，以能源限额标准和环保标准为准绳，按地区或省限定的能源指标和环境承载量，调控流程工业的地区分布；要从能源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物流以及节能环保技术上促进流程和结构优化，定期对不达标企业进行淘汰。
目前，我们对节能减排的控制主要还是运用计划的手段，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指标来实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全国政协常委潘功胜认为，这种方法远不足以应对形势需要。“必须建立相应的竞争和价格激励机制，让市场充分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建立市场化减排机制。”他还开出了具体的“药方”：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总体框架；支持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碳市场交易，对减排活动给予资金支持，形成“增排有成本，减排有鼓励，减排投融资有回报”的正向激励。
全国政协常委段敦厚指出，应当鼓励引导企业和职工群众广泛参与节能减排。强化从家庭到学校再到企业、社会的全方位教育体系，构筑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教育的社会道德和文化基础。加大环保改造工程和企业节能减排项目资金投入，对企业自主创新项目给予更优厚的财税政策支持。加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节能减排专项立法，强化节能减排相关技术创新及专利产品法律保护。
发展绿色能源迫在眉睫
近来，雾霾天气不断被人们抱怨。这与我国目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无关系。大量使用煤炭造成了地表塌陷、大气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从长远看，开发利用好清洁无污染的绿色能源，迫在眉睫。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谢克昌的预测直观地体现出这种紧迫性：按目前水平估计，未来40年我国仅煤炭消费总量将达1600亿—2000亿吨，将破坏地下水资源5000亿吨，造成土地塌陷4万平方公里，排放二氧化硫40亿吨、汞4.5万吨、二氧化碳4000亿吨、废渣400亿吨。谢克昌呼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已势在必行。
他建议，政府首先应当做好顶层设计，完善国家能源战略和新形势下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推进能源发展市场化和战略性结构调整。其次，全面推进能源科技自主创新，实施新型能源生产方式。再次，将传统的无条件满足能源需求侧的单向供应转变为能源供应侧和需求侧的双向协调适应，实现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调保障。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刘振亚认为，应当大力推进电能替代。他详细地描绘了心目中“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从远方来”的图景：把工业锅炉、工业煤窑炉、居民取暖厨炊等用煤改为用电；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电气化轨道交通、农业电力灌溉等，减少石油依赖；以输电替代输煤，将远方大型煤电基地和风电、太阳能发电基地的电力远距离、大规模输送到用电负荷中心，降低负荷中心地区火电装机规模和密度，减少环境污染。
长期从事天然气行业的兰云升常委认为，天然气也是很有前景的绿色能源。“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煤炭要低43％。”兰云升表示，应当调整天然气消费结构，扩大天然气消费市场，加快天然气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