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上周抵达在洛斯卡沃斯举行的G-20国峰会，他做了一件事：“我们不是来这里接受教训......就如何处理经济方面而言。”这是因为“欧盟有一个模型，我们可能会感到非常自豪。”毕竟，巴罗佐指出，欧元体系的危机，全因美国金融业的“非正统做法”开始。

即使巴罗佐不想受教训，但在北美，来自美国两党的政治家们非常热衷于吸取来自欧洲的警示教训。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说，“今天人们不会吵着在希腊投资”，要么，如果美国不能减少赤字的话，“我们不会有很多选择”。与此同时，比尔·克林顿从欧洲的辛苦努力中总结出相反的结论：紧缩政策不起作用。 “欧洲正陷入麻烦”，但“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已经通过了欧盟的经济政策，”他抱怨道。显然，欧洲不是美国的老师，也许这就是因为学生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毕竟，美国能从希腊的经济中学到什么呢？ “不要借太多钱以致无力偿还”可能会被认为是对一个过路人的教训，而却是可以做的最好的事。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比起希腊看起来不太像美国的经济形势，正如以斯拉克莱在彭博视野专栏中指出的一样。希腊宣称发明了经济学科目---感谢您亚里士多德---却将自己陷入困境，他们在与德国共同货币的基础上以便宜的利率从银行借钱。投资者则意识到，希腊实际上并不是德国，事实上是看起来与在拉斯维加斯的气球般膨胀的按揭一样可靠的投资。他们开始想要更高的利率来覆盖其风险。

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学家有一个可以解决希腊问题的方案：拖欠利息。（亚里士多德认为利息支付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果希腊想要留在欧元区，这将没有真正的作用，所以，该国的政客已勉强接受了预算削减，这乐趣如一个素食主义者吃哈吉斯一般。

现在与希腊的困境相比，美国有其自己的货币，到目前为止碰巧都运作地非常好，感谢你——仍然是全球货币储量中最常见的成分。美国的利率如此之低，以致于投资者有效地收买政府来照顾他们的钱。如果希腊政府能够以0.25％的利率借钱，像美国财政部可以的那样，希腊或许是没有债务危机一说的。这是真的，美国不能以目前的货币水平，永远地去借款。在20世纪90年代初，联邦债务净利息支出占收入的18％；现在该比例是在10％以下，但如果利率上升可以很容易地爬上来。尽管如此，美国的债务“危机”，从长期来说，是收入增长和支出增长之间的平衡。不像希腊（和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相反），现如今它不需要削减预算。

这给我们带来了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的替罪羊：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联合政府，它几乎一上台就实施了紧缩方案。从英国学到的大教训：如果你在经济低迷时削减政府开支，你的支持率将在短期内受到影响。坦率地说，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教训来明白这个道理，基础数学必须在第一轮就会避开你。政府开支占英国经济近一半——削减政府开支是不太可能看到国内生产总值的飞跃增长，就像不可能有中了彩票的鲑鱼一样。

即便如此，卡梅伦的紧缩措施的短期效果都没有真正告诉你任何有关英国的长期增长前景。这可能是紧缩政策真正有助于使国家更具有竞争力，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经济增长的趋势。或者它可能是该国永远恢复不了过去两年的产出增长。也许更可能的是，在长期内它将近乎没有效果。这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资助的调整方案一样，在20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产生一样的影响，根据纽约大学的比尔·伊斯特利说。

伊斯特利的另一个结论是，一阵阵的通胀对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不大;克莱因最近的一篇文章强调，同时，他发现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和增长之间几乎没有关系。鉴于这一切，全球经验表明，如果有的话，这是第二轮的财政刺激措施，由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政策支持。当然，来自世界各地的平均值，可能对美国来说没有比希腊更有用的经济政策的指导。我们从20多年的跨国长期增长模式的分析了解到的一件事是，没有一套简单而普遍的答案。

如果为了强力启动增长的故障安全蓝图存在，我们就已经尝试过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简要削减借贷的同时，享受着经济高速增长，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苛刻的紧缩导致经济复苏。事实上，政府开支在格林斯潘泡沫时期还保持上涨——只是因为收入上升得更快。无论如何，我们不在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都知道最后一个结束的地方。因此，当我们避免来自于国外的不适用的经验教训之时，这也将是最好的避免从美国历史中学习错误的时候。